北京垃圾房垃圾分類一周年 生活有何改變？

過去一年間，家住西城區西直門南小街的趙兵給家人定了條規矩，每天做的飯盡量“光盤”，垃圾不分類不許出家門；在東城區新怡家園，居民張淑芳家里添了踩踏開蓋的廚余垃圾桶，孫女說這么扔垃圾就不用彎腰了；豐臺區紫芳園四區，居民王女士在扔垃圾時被女兒攔下，“老師說玉米核不是廚余垃圾，是其他垃圾”，女兒這樣告訴她。

垃圾分類正在一點點改變著北京人的生活。

今年5月1日，新修訂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實施滿一周年。據北京市城管委統計，目前北京居民垃圾分類知曉率達到98%，參與率達到90%、準確投放率在85%左右。與《條例》實施前相比，家庭廚余垃圾日均分出量增長了11.6倍，可回收物分出量增長了46%。

不過，《條例》實施一周年并非終點，北京垃圾治理正迎來新的開始。

從去年5月1日北京實施垃圾分類新規至今，74 歲的張淑芳改變了不少生活習慣。

每天早上8點，她都會挎上買菜用的布袋，提著已經分類裝袋的廚余、其他垃圾和快遞盒下樓。出門買菜時順帶扔垃圾，是她多年的習慣，不同的是，現在她會將垃圾分類。

“廚余和其他垃圾有專門的垃圾桶，可回收物用塑料袋裝，有害垃圾少，就放在鐵盒里。為了讓我和老伴兒少彎腰，孫女還專門買了踩踏開蓋的廚余垃圾桶。”張淑芳說。

樓道門前就有一組垃圾桶站，張淑芳拉動桶蓋上方的吊繩打開垃圾桶，把垃圾投入對應的桶內。偶爾她也會到小區東側的智能垃圾桶站扔垃圾賺積分，可以換取肥皂、衛生紙等生活用品。如今，她的積分卡上已經積累了兩千多分。

隨著垃圾分類的推進，更多變化出現在人們身邊。

去菜市場買菜時，張淑芳發現一次性塑料袋不再免費，地上的爛菜葉子收拾干凈了，菜場、超市里多了分類垃圾桶，墻上還貼著垃圾分類的提示。

豐臺區紫芳園四區換了新的分類垃圾桶，還增加了指導員和志愿者，看守桶站、分揀垃圾。居民賈女士回憶，一到夏天就蚊蟲亂飛的場景不見了，有時，附近小學的學生還會來小區當志愿者。

“現在小區里垃圾分類的氣氛已經很濃了，這是件利民的好事，真做起來也沒有很重的負擔。居住環境變好了，我覺得值。”賈女士說。

一年來，家住西直門南小街129號樓的退休教師趙兵已經和家人養成了“光盤”的習慣，家里的廚余垃圾比從前減少了將近一半。有時小孫女吃完了飯會問：“奶奶，我今天又‘光盤’了，棒不棒？”每次趙兵都會夸一夸小孫女。

趙兵覺得，垃圾分類雖然事情很小，但不能因為事小就不作為，“綠水青山是金山銀山，垃圾分類做好了也是金山銀山。”

據北京市城管委統計，新修訂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實施一年來，全市已創建835

個示范小區、村，約占小區、村總數的5%。家庭廚余垃圾分出率從《條例》實施前的1.41%提高并穩定在20%左右，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達到37.5%。

垃圾分類新規實施以來，北京在全市范圍開展了“桶前值守”行動，桶前指導員承擔指導、監督居民源頭分類職責，是社區垃圾分類第一道關口的“把關人”。

每天早晨7點，三名垃圾分類指導員總會準時出現在西城區大乘巷教師宿舍院的垃圾桶站旁。他們在衣袖上別著綠袖標，看到有人提著垃圾袋走來，他們就上前接過來檢查，并對沒有正確分類的居民委婉地“嘮叨”上幾句。

今年78歲的崔湘文是教師宿舍院的老住戶，也是這個社區的垃圾分類指導員。雖然5年前已搬到大興區居住，如今幾乎每天早晨7點到9點，他仍自愿來到教師宿舍院值守垃圾桶站。“我在這里住了近30年，對這里有特殊的感情。”崔湘文說。

1996年，大乘巷教師宿舍院成為北京最早試點垃圾分類的社區之一。而崔湘文，更成為大乘巷教師宿舍院乃至北京垃圾分類發展的見證者。

當年，社區的一位老師把國外垃圾分類的經驗介紹進教師宿舍院，那年12月，社區幾名退休教師在家委會門口的小黑板上寫下了《致居民的一封信》，號召居民分類投放垃圾。最初，社區買來3個大垃圾桶，貼上不同標識，分別投放可回收垃圾、塑料泡沫和廢舊金屬，這成為教師宿舍院垃圾分類的起點，至今25年未曾間斷。

2006年，崔湘文擔任社區家委會主任，從那時起，他開始參與指導居民垃圾分類，至今已有15年。

“退休以后接著做垃圾分類指導員，讓我覺得有事可做，對自己也是教育和促進。”崔湘文說，只要他們站在桶邊，就能起到監督效果。

守護垃圾桶的除了桶前指導員，還有環保社會組織。

唐瑩瑩是石景山區一家環保社會組織的負責人，自2018年從大學辭去工作后，她便以全職身份投入環保領域。在她看來，社會組織能夠彌補社區垃圾治理的短板。

“垃圾分類是一個制度硬約束和文化軟約束有機結合的過程，很多社區希望把垃圾分類做好，但由于自身力量薄弱、沒有掌握方法、缺少經濟能力等原因，‘接不住政策’，社會組織能夠助社區‘一臂之力’。”

唐瑩瑩說，現在不少環保社會組織已在全國開展了諸多探索和試驗，這讓社會組織能輔助居委會和物業開展垃圾分類，提供行動方案，幫助動員、招募和培訓社區不同人群參與志愿服務。

她舉例說，目前很多社區由物業保潔員兼任垃圾分類指導員，“但保潔員是物業服務方，面對不按規定分類的居民時，有時會不好意思站出來勸導。”因此，他們在培訓社區指導員的過程中，十分重視溝通技巧的訓練，在桶前陪伴他們，用實踐示范。

《條例》實施一年來，全市垃圾分類推行得火熱，崔湘文覺得社區居民的分類意愿和水平提高了一個層次，這直接反映在他的分揀工作量上。一年前，他每天要花將近兩個小時分揀居民投錯的垃圾，現在減少到四五十分鐘。教師宿舍院一共有400多戶居民，崔湘文估算，目前有九成居民參與了垃圾分類。

此外，報名擔任垃圾分類志愿者的居民，也從一年前的30多人增加到51人。志愿者雖然不負責桶站清潔和垃圾分揀，但他們穿著志愿者的衣服在社區內走動監督，對垃圾分類氛圍的

營造有著重要作用。

崔湘文覺得，垃圾分類的普及有助于提升居民環保素養，也能讓大家認識到資源有限，要節約糧食。“不過，跟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相比，現在的生活條件可以說是天天過年，富裕的年代談節約糧食更不容易。”他曾在垃圾桶里看到一整袋發霉的饅頭，還有人扔了一整只雞，到了中秋節，廚余垃圾桶里會有很多月餅。這讓經歷過苦日子的崔湘文心里有些不舒坦。他覺得在節約資源方面，還需要加強宣傳引導。

“垃圾分類不只是垃圾分類。”15年垃圾分類指導和擔任社區家委會主任的經歷，讓崔湘文對垃圾分類有了另一層理解。

在他看來，垃圾分類的推進與社區治理相互作用。一方面，社區治理水平的高低，社區、物業管理者與居民的關系，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垃圾分類推行的難易。“垃圾分類就像是社區治理水平的一場考試。”

另一方面，垃圾分類的推進也影響著社區治理。碰到不配合的居民怎么辦？怎么勸導居民又不引起矛盾？崔湘文認為，開展垃圾分類要求社區工作者更多地“走下去”，使它成為一座溝通的橋梁。

由于指導員、保潔員每天和居民見面，崔湘文成了社區的老熟人，很多年輕居民見了他都會叫一聲“崔爺爺”，有些居民下樓時還熱心地給指導員、保潔員帶些吃的。“關系熟了，各種工作也就更好開展了。”

將目光投向更高處，新版垃圾分類的開展也促使北京城市管理發生了變化。

北京市城管委副主任李如剛打了個比方，“一個人每天吃進食物，經過腸胃消化吸收，最后一部分排放出去，在整個城市運行系統中，垃圾處理就屬于排放體系。”不過，在北京的城市大系統中，生活垃圾的精細化管理已經直接影響到前端。

李如剛表示，《條例》實施一年來，各部門、各區、街道和社區間的協同聯動因為垃圾分類的推行產生了“1+1>2”的效果。

“《條例》出臺后，北京市政府制定了行動方案，成立北京市生活垃圾分類推進工作指揮部，設立了垃圾分類‘一辦十組’，建立會議、信息、督辦、檢查等工作機制，協同推進垃圾分類開展，解決‘疑難雜癥’。”李如剛說。

由于垃圾分類涉及眾多部門，各部門也明確了職責分工。比如，北京市住建委組織物業管理單位落實垃圾分類要求，市民政局統籌社區組織開展垃圾分類桶前值守行動等。通過指揮部這個大平臺，城市生活垃圾與園林垃圾的處理進一步打通，城市與農村地區深化了統籌合作。

“垃圾分類的特殊性在于，它不是某一個人和單個部門做好了就行，而是要整個群體的配合。”李如剛說，一年來，在垃圾分類實踐和磨合過程中形成的政府部門、社區鄰里間的相互配合、為同一個公益目標努力的氛圍很寶貴，社會文明程度也在垃圾分類的推行過程中得到提升。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孫柏瑛認為，從長遠來看，政府統籌、社會組織和公眾參與，將是未來北京實現垃圾治理常態化和制度化的必由之路。同時，借助垃圾治理這一抓手，北京基層精細化管理水平也將得到新的提升，對一座超大型城市而言，這是一場機會難得的歷練。

“在看到成績的同時，也要清醒認識到存在的問題和差距。”在今年4月底舉行的《條例》實施一周年發布會上，北京市城管委副主任張巖表示，目前居民自主分類習慣尚未完全養成，區域間、小區間垃圾分類差異還比較大，“二次分揀”在一定范圍內仍然存在。

在豐臺區芳星園三區，由于小區面積大、垃圾桶站多，每個垃圾分類指導員至少要看守兩組桶站，指導員每天“二次分揀”垃圾的壓力較大。

指導員張師傅每天在崗10個小時，有一半以上的時間都在自己負責的兩個垃圾桶站點分揀居民錯投的垃圾。“廚余垃圾清運車每天早上來，垃圾樓對社區運來的廚余垃圾檢查嚴格，如果廚余垃圾桶里混投明顯，會被退回社區重新分揀。”

在其余時間，張師傅作為保潔員打掃居民樓和小區道路。物業每月會給負責垃圾分類的保潔員額外發放一筆 1000 多元的補貼，不過張師傅覺得，相比于分揀垃圾的工作量，這筆補貼并不高，他認識的幾名指導員因為覺得太辛苦辭職了。

張巖表示，在家庭廚余垃圾分出量快速提升的過程中，由于居民分類不徹底導致的“二次分揀”難以避免。雖然“二次分揀”在客觀上對后續垃圾分類處理起到了一定積極作用，但實施垃圾分類的目的是讓全社會參與進來，養成自主分類的習慣，因此“二次分揀”有悖于垃圾分類的初衷，不可持續。

她認為，破解“二次分揀”難題，根本措施還是要讓居民做好源頭分類。具體而言，居民作為垃圾的產生者是垃圾分類的主體責任人，在新版《條例》中已經作了明確的責任規定，需要進一步引導和動員居民自覺擔負起分類責任。部分居民存在困難的，可以提供便利，比如桶前值守人員和志愿者提供指導、桶站設置便民設施等，北京市城管委也在去年推出了垃圾分類寶典小程序，便于居民查詢垃圾具體類別。

“讓市民養成分類投放的習慣需要一個比較長的過程，要建立長效機制，做好長線工作準備。”中國人民大學首都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王衛東建議，未來北京市生活垃圾治理要進一步“補短板、堵漏洞、防松懈”，可以通過鼓勵“隨手拍”和拓展舉報渠道等方式，讓市民及時反映問題。同時，政府可委托第三方專門機構對全市各小區生活垃圾分類投放情況進行持續、全面的隨機抽查，及時發現存在的問題并解決。

為提升居民分類效果，王衛東還建議在垃圾投放點普及安裝監控攝像頭進行監督。對違反垃圾投放規定行為要加以處罰，但不建議以罰款為主要手段，宜更多采取在小區公告欄里批評、曝光等軟性處罰形式。

“《條例》實施一周年不是垃圾分類的終點，而是新的起點。”張巖在發布會上表示。加強科學管理、形成長效機制、推動習慣養成仍然是未來北京推進垃圾分類的三個關鍵要素。

張巖介紹，未來北京垃圾分類將聚焦鞏固提升市民家庭自主分類水平，通過桶站值守、上門指導、紅黑榜、城管執法進社區等措施，促進市民自主分類習慣養成，同時推進垃圾源頭減量。北京還將進一步健全分類設施網絡，優化各品類垃圾投放點設置，加快建設可回收物體系，規范大件垃圾、裝修垃圾收集運輸處理。此外，深入開展垃圾清運不及時專項治理，對訴求量排名前20的街道鄉鎮跟蹤督辦。

“生活垃圾治理是一件‘關鍵小事’，也是對北京基層治理能力的全面檢視。”在孫柏瑛看來，生活垃圾治理是一種嵌入在基層治理平臺中的共同生產，它不僅限于空間意義上的轄區和屬地，更是有效組織調動科技、商業、公益、公民組織等各種資源的平臺。

她認為，除了法律與制度，生活垃圾治理還依賴于各類行動者在共識之下的集體行動。無論從政府動員，還是資源利用的角度來看，不同組織各有優勢，生活垃圾處理需要多元主體參與協作生產。

孫柏瑛舉例，政府可以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讓專業社會組織管理社區垃圾分類事務，還可以聘請專家團隊，提供垃圾治理疑難問題的解決對策。

唐瑩瑩的想法與孫柏瑛不謀而合。她認為，社會組織也是“局內人”，在垃圾治理中，社會組織作為社區的協作者、支持者和陪伴者，和社區共同迎接挑戰，建立可持續的垃圾管理體系。這樣的“局內人”未來還需要更多。

孫柏瑛說，要通過基層多元共治提升北京生活垃圾治理的可持續能力，多元共治才能夠適應現代大城市治理的不確定性、復雜性和跨邊界性質的特點。在良好的治理基礎上，還要完善治理方式，挖掘參與者的動力。“當規則、信任與互惠觀念扎根在人們心里時，垃圾分類才能可持續發展。”